墨家思想

墨家的基本思想主要有以下十点：

兼爱

完全的、不分彼此，无差别的博爱，与儒家的亲亲相对反，将父兄慈、子弟孝、尊长友、年幼悌......等等的亲人对待方式，扩展到其他陌生人身上。《论语》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兼爱同样是用了建造和平，平息惨斗。儒家对此目的其实也是支持的，兼的内容重点在劝爱且禁恶。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用三纲五常，礼，恕等等儒家理论来支持。恕就是禁止讨厌，礼就是劝进善心。不过换个名词。方便儒家独尊罢了。

非攻

反对侵略战争，战争对于败者的伤害及，伤人命、损其才，是没有意义的破坏行动。而对于胜方而言，仅仅是获得了数座城池与税收，但总的来说伤害与损失也是巨大的，所以战争是没有意义的行为。墨子提出正义的战争与不正义的战争，认为正义战争是诛，并不反对。

尚贤

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曰：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恒者，老旧也。指原先的周朝世袭制:《左传》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由于时局动荡，巫文化的衰败，很多世袭贵族腐朽无能，大诸侯对分封制的敌意更加强烈，民间也开始要求变革原有的不平等旧制度，取消大夫士的特权，墨子出于民间，提出民虽下贱也不可以薄。薄，鄙薄，薄待，薄礼。

尚同

孔子死后，儒门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同一道德字眼，同一人的态度，此一时彼一时。而且不是直接否定道德，是从口诛笔伐的内容本身弄字眼，把口诛笔伐的做法变成顺乎道德的个人权利。譬如：把不劳而获说成是劳心者治人。由于有缝隙可钻，有利可图，一人振臂，文人阶级一哄而起。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千人千义。墨子认为是诡辩造成这种思想混乱局面。提出大统一口径，并惩罚这种利用倾危缴绕之辞，谋私利的作家。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书同文，车同轨。以天子的口径为标准，大一统思想与口径，阻止礼崩乐坏的蔓延的同时顺便符合有利于平民的标准。

天志

墨子认为，工匠建造总是需要一个单位尺度作为计量，能工巧匠能够完全刻画无误，不巧者虽不能完全无误，但依尺度动作，效果仍然良好过单靠自己个人能力，主观的自由探索。所以墨子提出要按章办事，按照章程来操作。仁，内也，是心的感觉；义，外也，是外在的标准。墨子认为“天”是有人格的，高贵且聪明，天之行广而无私，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应以天为尺度计量自己的行为。墨子认为天是无差别的博爱，奚以知天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 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所以人必须兼爱。最后一级一级的统一为兼爱整体，以兼爱的做法废除一切战争与学术矛盾

明鬼

希望以神鬼之说使君主警惕，杀无辜者得不祥，不可以因为一些怒气而杀害臣民的生命。所以和无神论者一样的不相信巫术，不信有命运，却相信人死后会有灵魂。

非命

否定命运的存在，认为世界是公平的，赖其力者得其生，不赖其力者不得其生是理所当然的。认为不存在命运这种安排人的富贵、生死的意志与偶然，一切都是人自作的，必然且合理。

非乐

摆脱划分等级的礼乐束缚，废除繁琐奢靡的编钟制造和演奏，古代音乐费时耗事，花费甚大，于国家并无生产的行为，乃无用之事。废除大型音乐，符合有利于平民的标准。

节用

认为贵族浪费，过度享受导致老百姓群起为盗。观察到万物节则阴阳和，以此劝说贵族，节约开销。

节葬

农村把家庭的大量财富浪费在葬礼筹办，请客吃饭，周朝的厚葬，对贵族是小事一桩，对穷人则要倾家荡产，还不能劳动生产。废除远古留下来的葬礼习俗，符合有利于平民的标准。此外还有逻辑学等；墨子还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在力学、几何学、代数学、光学等方面，都有重大贡献，是当代诸子所望尘莫及。墨家在科学上的成就为众多学者所称赞，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认为：“先秦唯墨子颇治科学”。历史学家杨向奎称“中国古代墨家的科技成就等于或超过整个古代希腊。”儒家后期对墨家思想进行了部分的吸收改造，成为了自己思想的一部分，用其他理论予以构架。如荀子也反对宽恕恶人。互相学习借鉴的结果。

批判儒家

1.儒家不相信天地鬼神，结果“天鬼不悦”。

2.儒家坚持厚葬，特别是父母去世，子女要守三年之丧，浪费了底层民众的财富和精力。

3.儒家“盛为声乐”，一直的迷信礼乐治民，“为之过也”，结果只是少数贵族奢侈享受。

4.儒家主张宿命论，造成民众怠惰顺命，荒废此生。

5.儒家钻伦理学的牛角尖。行为滑稽。用辞不当。还自高自大。不可一世。

6.儒家“亲亲有术”，是包装着重亲的皮，因人废行。只对关系好的亲戚判定其为亲戚。

墨家质疑

显学之争

首先，是爱有差等与“兼爱”的对立。儒、墨两家虽然都提倡“仁”，但是两家“仁”的含义却是各不相同的。

儒家的“仁”，虽然也主张“爱人”，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从政治角度考虑，对统治阶级来说，是要调和其内部矛盾；而对被统治者来说，表面上的爱，是为了劳动者为统治者卖力。

从执行的现实操作角度考虑，儒家的“仁”，是受着宗法制的制约，内容强调血缘关系，领导关系，先后关系“亲亲、尊尊、长长”的区别。比如，《孟子·告子上》记载就明确说：“亲亲，仁也。”孟子认为这样便使爱有了亲疏厚薄：两套方案。

墨家主张的“仁”，是“兼相爱，交相利”，是要利益的爱。这是一种普遍的爱，是理想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平等关系。孟子因此批评墨家的“兼爱”是“爱无差等”。②宋明以来至 今，学术界多持儒家爱有差等与墨家“爱无差等”的对立。

但是孙诒让《墨子闲话·墨家诸子钩沉》据马总《意林》辑录《随巢子》（墨子弟子）的材料认为，随巢子在论述“兼爱”时说“有疏而无绝，有后而无遗”，即有亲疏的差别，但没有被拒绝的；有先后的差别，但没有被遗忘的。

所以孙诒让怀疑孟子的可靠性，他说：随巢子保存了墨家“兼爱”说的原貌，因此认为，“爱无差等”的说法，是墨家“传述之末失”，加上后人的附会，才成为被攻击的把子，而它的本意并非如此。③

其次，“罕言利”与“交相利”的对立。

儒、墨两家都提倡“义”，然而两家“义”的含义也各不相同。儒家往往把“义”与“利”对立起来，而墨家则认为“义”与“利”是合一的，而且还认为与“兼相爱”是密不可分的。“兼相爱”的具体表现 在“交相利”。这与儒家的“义利”观是显然对立的。孔子不仅“罕言利”，④而且还在《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把重视“利”的称为“小人”。

第三，“天命”论与“非命”的对立。儒家认为人的长寿或短命、贫穷或是富贵、国家治乱与安危等等，都是由天命决定的，是不可改变的。即《论语·颜渊》所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墨家否定儒家的这种“天命论”，而主张“非命”，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人奋发图强，“不敢怠倦”。①

第四、不重鬼神与“明鬼”的对立。墨家虽然主张非命，却又不是无神论者。墨家相信鬼神，主张“明鬼”。这与不重鬼神的儒家也是对立的。孔子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鬼神，但是他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又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并“不语怪、力、乱、神”。因此，他确实怀疑鬼神的存在，至少也是不重视鬼神的。

第五，“厚葬”与“节葬”的对立。儒家从贵贱有别出发而重视礼仪。特别是古代“厚葬”、“久丧”的礼仪，为儒家所维护和提倡。据《庄子·天下》说，古代的葬礼，“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而丧礼据《礼记·曾子问》记载，是实行“三年之丧”；墨家则反对“厚葬”、“久丧”，而主张“节葬”、短丧。其出发点是节约社会财富，因为“厚葬”、“久丧”会造成“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的后果。墨子制定的埋葬的办法是仅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穿两件衣服就可以了。送葬时仅“哭往哭来”，不过分悲伤。埋葬之后，照常从事劳动。总之，墨家主张不因丧葬而影响物质财富的生产。

第六，重乐与“非乐”的对立。儒家不仅重礼，而且重乐，孔子教授弟子的“六艺”之中就包了“乐”。“乐”与“礼”是相辅相成的，对于维护等级制度，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音乐也是一种在精神上抒发感情的活动与享受，但也应该有所节制。不仅贵族享受，还要像孟子主张的那样“与民同乐”；①而墨家主张“非乐”，反对音乐享受。他认为享受音乐要花费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影响从事国家的管理和参与生产劳动。因此他得出结论：要想“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就必须要禁止音乐。②

第七、“正名”与“取实与名”的对立。在名实观上，儒、墨两家也是对立的。儒家主张“正名”，是要按照周礼的等级名分来匡正当时实际上已经变化了的“名”、“实”关系，其着重点是“名”，而不是“实”；墨家则相反，主张“取实为名”，其着重点是“实”，而不是“名”。

矛盾问题

1.儒家强调祭祀的重要性，却不相信有鬼神？回答：丧葬祭祀在古代受到重视，起初源于对鬼神的信仰，而儒家重视丧葬礼仪，过去以为不是由于信仰鬼神，而是出于重视去世的祖先的。但现 在有人怀疑这种说法靠不住。

2.墨家信仰鬼神，却反对丧葬祭祀的繁重礼仪？回答：墨子论证鬼神的存在，拥护墨家的新文化学者认为，是为他的兼爱理论作张本，而并不是对超自然有什么兴趣。他关于“天志”和“明鬼”的理论只是为了教人，尤其是统治者相信，实行兼爱，将得上天奖赏；反之，将受上天惩罚。这是墨子倡导的宗教规范。而墨子残文则未必如此。

3.墨家取兼爱，却允许甚至辩护杀盗贼。兼爱盗贼，却要杀之而后快？回答：墨子惨痛的知道乱世的真实样子，子曰：礼崩乐坏。东周天下大乱，盗贼蜂拥而起。按墨子的话说：贼爱其室不爱其异室，窃异室以利其室。可见墨子认为，与其说是为了兼爱来防止臣子不孝君父，不如直说是为了防止盗贼产生。正是为了反对盗贼，所以墨子才以道德至上的来规范每个人爱彼此，并以此鼓动君王行他的兼爱至上的规范。墨子爱人，却产生了杀盗贼与爱盗贼的混乱，墨子说过，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可是兼爱的人的也是乱之所自起，律禁止不爱人而只要求兼爱来阻止混乱又怎么可能呢。墨子称道大禹治洪，从而使后世的墨者，多用兽皮粗布为衣，穿着木屐草鞋，白天黑夜都不休息，以自苦为极乐，并说：“不能这样，就不是禹之道，不足以称为墨者。”由于墨家史料记录实在太少，已经不能准确知道后期墨家的动向。但这种大狂热的精神，岂不又正好是最易产生混乱的来源吗？假如没有兼爱，是否这种狂热就能少一些呢？

4.墨家的人性观人性莫贵于正义与论证论据的逻辑矛盾？墨家以为人性莫贵于义，引用的例子却是武士为了自己的面子，而去杀害别人生命。这种断章取义，以偏概全是否是墨子不愿意让人知道的本体论。

国家理论

国家兴起之前，社会处在一个“自然状态”之中，没有统一的是非标准，非常的混乱。国家之所以产生是为了制止人们由各行其是而产生的混乱。因此必须有一个国君顺应天意而产生，国君怎么产生的，选举产生的------选天下贤者立为天子，这一点在墨子的尚贤思想中非常重要，很多人会忽略。言曰：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上同而不下比”，-------这几句很多人误以为墨子思想是专制独裁的，其实在古代中国官员的司法权和行政权是合一的，把这几句理解成现代法官说的话就可以了，法官是拥有决定权的，法官说的话也是有法律效力的。因而，墨子的国家性质是倾向民主选举体制的。当然墨子没有提出天子和各级行政官员的执政时间和选举天子的方式是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这个不要紧，新的墨家可以提出来。

后期思想

墨子死后，墨家学派发生了分化。有相里氏之墨，邓陵氏之墨，相夫氏之墨，活动于战国中后期。在自然观方面，对物质，移动和时空关系作了唯物主义解释，摒弃了墨子的天鬼观念，并把唯物主义哲学和科学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在认识论上，发扬了墨子重视实践的特点，承认物质世界的可知性，克服了狭隘的经验论的错误。在政治思想方面，提出了“义，利也”的著名论断，突出了利，把它作为标准和基础解释各种社会问题和道德范畴。

后期的墨家在逻辑论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形成了中国古代第一个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主要反映在《小取》的篇中。后期墨家对概念，判断和推理都做出了较为详细的研究。有意识到劳动人民精神生活中也需要艺术。

教育思想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生卒年代难以确知（约公元前468～前376）。据司马迁《史记》载“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从墨翟的生平事迹推断，他年寿相当长，大约是公元前第五世纪，即春秋战国之际的人物。他生于鲁（具体地点有争议），能制造车辖，长于军事工程和守御，大概是工匠或舆人出身，自称为“贱人”。至于是否作过大夫，迄今未有确证。关于墨翟学术的师承问题，据《淮南子要略》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孔丘所创的儒家兴于鲁，墨翟长期居鲁，曾入儒门，是有可能的。但他不满儒家烦琐扰人的“礼”和弦歌鼓舞的声乐，不同意儒家使人破财的厚葬和伤生害事的久丧，并反对儒家的命定说，从而另立新说，聚徒讲学。他的大弟子禽滑也曾受教于孔子的门人，后觉儒家的学说不意，方转入墨家。墨家的著述现存《墨子》一书共53篇，是研究墨子和墨家学说的基本材料。

墨家学派不仅是学术上独树一帜的派别，而且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其具体表现是，以“巨子”为首领，徒众的进退出处，都听命于他，不得违反。墨翟是第一代巨子，据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这种为实现学派宗旨而义无返顾的精神，是墨派显著的特点。

儒墨两家在当时并称显学，两个学派的弟子甚多，遍布各地。但两派的阶级立场显然不同。孔丘旨在维护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墨翟则反映正在上升的“农与工肆之人”即小生产者的要求。彼此利益相反，所以两派形成对立面。由于儒墨两家立场不同，社会政治思想亦背道而驰。儒家主张“爱有差等”，墨家则主张“兼爱”；儒家信“命”，墨家则“非命”；儒家鄙视生产劳动，墨家则强调“不赖其力者不生”；儒家“盛用繁礼”，墨家则俭约节用；儒家严义利之辨，墨家则主张“义，利也”；儒家的格言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墨家则“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如此等等。因此，这两家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也各有特点。

教育的目的与作用：墨家的教育在于培养“贤士”或“兼士”，以备担当治国利民的职责。墨翟认为贤士或兼士是否在位，对国家的治乱盛衰有决定性的影响。作为贤士或兼士，必须能够“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在这三项品德中，德行一项居于首位，因为“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这与儒家的说法颇为类似。但墨家所强调的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则又与儒家有所区别。关于言谈，墨家认为在学派争鸣时代，立论能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能否具有说服力，关系到一个学派势力的消长，因此作为贤士或兼士，必须能言善辩，能够奔走说教，转移社会的风气。

教育内容：墨翟以“兼爱”、“非攻”为教，同时重视文史知识的掌握及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还注重实用技术的传习。禽滑要学习战守之术，墨翟即教以战略战术和各种兵器的使用。《备城门》以下多篇，显示墨翟对于这方面的工艺，有湛深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墨翟的教导不仅是坐而言，而且是起而行。他为了实现非攻的主张，就反对楚王攻宋，并且派禽滑统率门徒300人帮助宋国坚守都城，使楚王不得不中止其侵略计划。

墨翟卒后，后学继承其业。当时物质生产有所改进，文化水平有所提高，百家争鸣亦有利于学术的繁荣。墨家门徒多出身于“农与工肆”，在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中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增长了不少科学知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以及《大取》《小取》等篇，大抵是墨家后学在百家争鸣中，进行研讨辩论，不断总结提高的结晶，其中所涉及的认识论、名学、几何学、力学、光学等等，其造诣都达到了当时的先进水平，也丰富了墨家的教育内容。

教学思想：关于知识的来源，《经上》指明：“知：闻、说、亲。”《经说上》又解释为：“知：传受之，闻也；方不障，说也；身观焉，亲也”。就是说，人的知识来源有三种：①亲知，即亲身经历得来的知识，又可分“体见”即局部的与“尽见”即全面的两种。②闻知，即传授得来的知识，又可分为“传闻”与“亲闻”两种。③说知，即推论得来的知识，这种知识不受方域语言的障碍。这三种知识来源中，以“亲知”及“闻知”中的“亲闻”为一切知识的根本，由于“亲知”往往只能知道一部分，“传闻”又多不可靠，所以必须重视“说知”，依靠推理的方法，来追求理性知识。这对于人们的认识事物，作了明确的分析。

墨翟关于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与检查认识的正确性问题，还提出了有名的三表或三法。他在《非命上》先提出“言有三表”，在《非命中》和《非命下》又提出“言有三法”。二者内容基本相同。三表或三法是“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墨翟认为，判断事物的是非，需要论证有据，论据要有所本，“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就是本于古代圣王的历史经验。但仅凭古人的间接的经验来证明还是不够的，必须“有原之者”，即“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就是考察广大群众耳目所接触的直接经验。第三表是“有用之者”，“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就是当这一言论或判断当作政策法令实行之后，还要看它是否切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三表或三法是墨家判断事物是非、辨别知识真伪的标准。这也是墨家的逻辑学。儒墨都讲逻辑学。孔子主张“正名”，就是以“礼”为标准来判断是非利害；墨子主张用“本”、“原”、“用”三表法，就是上考历史，下察百姓耳目所实见实闻，再考察政令的实际效果是否对国家、百姓人民有利。对比起来，墨家的方法是较有进步意义的。

墨家重视思维的发展，注意逻辑概念的启迪他们为了与不同的学派或学者论争，为了劝告“王公大人”勿做不义之事，必须辩乎言谈，以加强说服力。因此，墨翟创立了一些逻辑概念如“类”与“故”，应用类推和求故的思想方法进行论辩，以维护他的论点。例如“好攻伐之君”反对“非攻”，列举禹、汤、武王从事攻伐而皆立为圣王，以这些例子质问墨翟，他答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这里，墨翟指出“攻”与“诛”是不同类的概念，不容混淆。墨翟还嘲笑儒家用“同语反复”的答问方式。墨翟问儒家：“何故为乐？”答曰：“乐以为乐”。墨翟认为这等于问“何故为室？”而答以“室以为室”。以同样的东西解释同样的东西，正是逻辑学所指出的下定义时的典型错误。只有答以冬避寒、夏避暑、又可以为男女之别，才是正确回答为室之故。由于墨翟重视逻辑思维，辨析名理，不仅运用于论辩，而且运用于教学。

墨翟长于说教，除称说诗书外，多取材于日常社会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的经验，或直称其事，或引做比喻，具体生动，较能启发门弟子的思想，亦较易为其他人所接受。例如他以分工筑墙为喻，教弟子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又如，有二三弟子再向墨翟请求学射，他认为国士战且扶人，犹不可及，告诫弟子不可同时“成学”又“成射”。这些例子也说明，墨翟教学注意量力，既要求学生量力学习，也要求教者估计学生“力所能至”而施教。

重要规则

1 在已知条件下无法判断事情真伪时，默认为真；直至事实证明该为伪为止，推翻该论点。

2 墨家是唯一正面对抗儒家的周代知识群体，由于墨家的仁义上无法驳斥儒家的仁义，只能从操作性，实用性，与功利性来否定儒家的仁义道德。

逻辑学派

中国古代第一个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由于它是围绕着辩或辩论（论证）而展开的，所以也被称为墨辩逻辑。其逻辑思想和体系主要反映在《墨经》一书中。

基本内容：后期墨家逻辑以辩为核心，其中包括名、辞、说三种基本的思维形式和由故、理、类三物构成的逻辑推理。

辩：在后期墨家逻辑中具有论证的性质，《墨经》把辩定义为“争彼也”，即把辩看作是关于“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或谓之是，或谓之非”的一对矛盾命题的是非之争，而且认为辩必有胜者和负者，并要求分清胜负。辩的目的和作用在于“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小取》）。

辩具有名、辞、说三种基本思维形式。在后期墨家逻辑中，对这三种思维形式的理解，相当于西方传统逻辑中的概念、判断、推理。后期墨家逻辑中的名是用来摹拟、称谓事物的所然与所以然之性质的，《小取》说：“以名举实”；《经上》说:“告以文名,举彼实故也”。这样的名就具有概念的性质。名又是言词（命题）的构成元素，因而也具有语词的性质。后期墨家首先从概念外延上把名分为达、类、私三种，“达名”相当于范畴，如“物”；“类名”相当于普遍概念，如“马”；“私名”是限于对某一个体事物之称谓,包括专名或姓名,相近于单独概念。后期墨家还从概念的内涵上把“名”分为相当于具体概念的“形貌之名”和相当于抽象概念的“非形貌之名”，以及相当于时空概念的“居运之名”和“量数之名”，等等。

辞是用来表达人们思想上的断定的。《小取》说：“以辞抒意”，所以“辞”又是构成推理的要素，即用作前提、结论或论证的论题。如《小取》把“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这种直接推理叫做“比辞而俱行 ”,把论证叫做“立辞 ”。辞有时与“言 ”通用,言辞是对事物的陈述，它是由名构成的。后期墨家还提出了“尽”、“或”、“假”、“必”，即全称、选言、假言、必然等命题形式，尤其对词项在命题中的周延性问题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它认为，肯定命题的谓项是不周延的，“乘马，不待周乘马，然后为乘马也”；而否定判断的谓项是周延的，“逮至不乘马，待周不乘马，而后为不乘马”。后期墨家对辞的矛盾关系也有了初步的认识和揭示，如将“辩 ”限于一对矛盾命题的一是一非之争，在“止 ”式推论中提出用特称否定命题反驳全称肯定命题和用全称否定命题反驳特称肯定命题等。

后期墨家逻辑强调“以说出故 ”，即通过说的方式以明确“立辞 ”的根据和理由。《经下》诸条有“说在......”字样，接着极简要地标出理由或例证，然后在《经说下》加以解释，这就是“以说出故 ”形式的运用。后期墨家把知识按来源分为闻知、说知、亲知三种。说知源于亲知和闻知，是由已知到未知的间接推理之知。《经说下》举例说，已亲知室外之物的颜色是白的，又闻知室内之物的颜色与室外之物的颜色相同，由此就可以推出室内之物的颜色也是白的。后期墨家还从当时的辩论中，总结出多种推论形式，主要有：具有选言性质的“或 ”、具有假言性质的“假”、相当于直言推理的“效 ”、相当于复杂概念推理的“侔 ”、相当于对当关系中矛盾命题之间推理的“止 ”，以及“辟”、“援”、“推 ”等一般类推。

故、理、类三物：后期墨家认为立辞必须明故、理、类三物”“三物必具，然后（辞）足以生 ”。故是指一事物产生的原因和条件，《经说上》将“故”分为“大故”和“小故 ”两种。大故就是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小故 ”则是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它们相当于假言命题的前件或直言推理中的小前提。“理 ”即“法 ”，有规律、模式、本质之意。“类 ”是指类之同者。故、理、类三物即是立辞必须明确“辞 ”，明确论题或结论之所以能成立的理由和条件，又必须明确事物之间因果关系或条件关系的一般规律，还必须知其类同者。这三物既是后期墨家逻辑推理论证的原则，也是其推理论证的基本形式，即由故、理、类三物而推出“辞”的基本过程和形式。

逻辑规律：后期墨家对逻辑的基本规律也有比较明确的论述。在同一律方面，《经说下》中指出，“正名者，......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彼此不可 ”，认为“彼”之名只能指彼之实,“此 ”之名只能指此之实,彼此之名都不能既指彼又指此。这是后期墨家的“正名”原则，从中揭示了同一律的基本内容。它还十分重视同一律的应用，提出了“通意后对”的原则，即在辩论中必须先明确概念（通意），然后才能论辩（后对）。

后期墨家也把“辩”定义为争论一对矛盾命题中的是非。如针对同一动物，甲说“这是牛”，乙说“这不是牛”，就叫做“争彼”。后期墨家指出，这样的争彼是“不俱当，必或不当”的，也就是不能同真，必有一假。这相当于矛盾律的内容。后期墨家曾用矛盾律分析了当时流行的一些论点的逻辑谬误。例如，《经说下》在批驳“言尽悖”之谬误时指出，如果“以言为尽悖 ”这个命题为真，则表明存在着并不荒谬的言论；如果这个命题为假，也表明有些言论不是荒谬的。因此不管怎么说，这个命题都是不正确的。

后期墨家还揭示了排中律的内容，指出“谓辩无胜，必不当 ”，即认为矛盾命题不能同假，其中必有一真。

逻辑谬误：后期墨家对推理论证中的谬误问题作了仔细研究。《小取》指出，事物有相同的性质，但不一定在一切方面都相同；事物的现象相同，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不一定相同等等。因此，对譬、侔、援、推这些论辩方式运用不慎,或作为公式到处搬用,就会出现“行而异、转而危、远而失、流而离本 ”的谬误。后期墨家把侔式推论的谬误，分为①“是而不然 ”，即肯定的前提是正确的，肯定的结论则是错误的。②“不是而然 ”，即否定的前提是正确的，否定的结论则是错误的。同时还规定了“异类不比 ”的类推原则。对此，《经说下》举例说，如果提出木头与夜间哪个更长，智慧与粮食哪个更多，爵位、亲属、操行和物价哪个更贵这样的问题，显然是荒谬的。

影响：后期墨家逻辑是中国古代逻辑可以同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古印度因明（见印度逻辑史）相媲美的科学体系，在中国逻辑史和世界逻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从秦汉以后，这份宝贵的遗产长期被忽视。晋朝时，鲁胜虽曾作《墨辩注》，但仅存其"叙"。只是到了近代以后，孙诒让、梁启超、章炳麟、章士钊、谭戒甫等人才开始把墨辩逻辑与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进行比较研究,从而使后期墨家逻辑思想重新受到了重视,并有了新的发展。

逻辑诡辩

曾有一个鲁国人献给宋王两副连环，说是最聪明的人才能将这两副连环解开。宋王倾尽举国智囊，也未能解开这副连环。就在宋王窘迫万分之时，一位风尘仆仆的辩士赶到宫廷，轻易地解开了其中一副，然后就说：“都已经解开了。”他解释道：“另一副连环本来就不可解。不可解便是这副连环的解。”一席话说得众人云山雾罩难分东西。就是这位辩士倪说，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提出了一个著名论题—“白马非马”。

所谓“白马非马”，即“马”是“马”，“白马”是“白马”，“白马”与“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白马非马”的提出轰动一时，折服了当时许多名辩智士。然而，真正用无懈可击的逻辑击倒这名自鸣得意的辩士的，还是墨子。

墨子以排山倒海之势列举了四种推论：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车，木也，乘车，非乘木也。船，木也，入船，非入木也。且读书，非读也。好读书，好书也。桃之实，桃也。棘之实，非棘也。解释：白马是马，所以骑白马，可以说是骑马。

骊马也是马，所以骑乘骊马，也可以说是骑马。

车，是木头做的，乘坐车（驾上），不能说是在乘坐木头

船，也是木头做的，但是进入船（舱），不能说是进入了木头里。

去读书（‘将就着马马虎虎看看’或‘泛泛而览’），这种行为不能称之为读书，喜爱读书，才是喜爱书籍的表现（若译为此则两好均读为“hao”4声来看的，此为一种看法。）细品自揣，才可说是真正的读书（若译作此则第一个好为一声调，此也为一种看法，有意译成分）

桃树的果实是桃子，荆棘的果实却不是棘刺

墨子的形式逻辑相当严密。他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并指出“辟”、“侔”、“援”、“推”四种辩论方式的逻辑要求与常见逻辑错误。墨子的逻辑学可与亚里士多德逻辑、古印度因明学媲美，并列为形式逻辑三大源流。